北京灯笼店

阿罗姆的画册出版前不久，19世纪30至40年代，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角举行过一次中国灯笼展览。赖特在介绍这幅作品之时，回顾了当年轰动全伦敦的展览。那是一只从中国运来，只偶尔在大典上使用的华丽灯笼，集雕刻、镀金、丝绸、刺绣和流苏工艺之大全的杰作。

灯笼制作是中国城市经济中一项重要行业，除了是工艺品外，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品。乾隆年间，民间生活标准较后来为高。18世纪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高于战乱频繁的19、20世纪，家家户户都挂得起灯笼，还一般都会在其上作些装饰。那时中国还没有像欧洲城市那样建立城市公共照明系统，官府要求行人晚上出行都要用灯笼。黑灯而行，更夫可以指为盗贼，加以逮捕。官府甚至要求在每个灯笼上写上主人的姓名住址，以备巡捕核查。在有些易于滋事的场合，还要求悬挂上统一制作的“官灯”，严加看管照顾。

画中北京城里的灯笼店，正是生意很好的全盛时期。各种款式、方圆各异的灯笼皆备，工匠在灯笼的绢布面子上描龙绘凤，掌柜在给挑剔的顾客的灯笼上加上窜珠，梁上悬挂的龙头和鲤鱼，都是为元宵节耍灯而制作的。从灯笼店看清代社会的城市生活，富裕、恬静和悠闲可见一斑。古代罗马和雅典也用过灯笼，但欧洲未围绕其形成一套习俗。

八抬大轿

根据斯当东《英使觐见乾隆纪实》记载，他们刚刚入住承德，同一天清国官员两次造访。一个是代表阁老和中堂向特使问候，另一个是皇帝的钦差。从礼仪上看，这位官员乘坐的是四抬大轿，随员不多，还算轻车简从，所以画的应是礼部派来的低品级官员，是和申的代表，不象乾隆皇帝的钦差大臣。

在中国，“坐轿子”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。人所谓：“戴它一顶帽，刻它一部稿，娶它一个小，坐它一座轿。”可是在外国人看来，中国人喜欢乘轿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。多少年来，许多从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，都知道中国有一顶不人道的轿子：驱使苦力，用病弱轿夫的腿脚搬动肥胖官员的躯体。19世纪很多来华游历者，看到中国的黄包车、人力车和轿子都觉得不舒服。

乾隆以来人口过剩，中国苦力的价格实在便宜。到处是多余的劳力，帮人抬轿，仰人鼻息，没有什么尊严。清朝官员出行，雇佣大量苦力，前呼后拥，在街上吆喝扰民。情况如画面描述的这样：前面有人鸣锣开道，两旁有人驱赶围观百姓，防止有人拦行告状，随行还有总管，那位在画面中走在前面，登门递上名帖，通报主人姓名的人。官员们喜欢这顶轿子，已经超过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。有资格坐一顶官轿，为皇上办事，在街上吆五喝六，是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。